JN体育（文/张百慧 彭梦瑶 崔可欣）2024年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实际上JN体育，中法情缘远不止一甲子。几百年前，遥相辉映的中法文明之间就曾上演一场场互相尊重JN体育、彼此欣赏的“双向奔赴”，在技术、艺术、哲学等领域广泛交流。这种交流跨越时空，影响至今，让中法文明得以在互动中认识彼此、丰富自身。

　　正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名誉研究主管、汉学家雷米·马修在其著作《牡丹之辉》中文版序言中所写：“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特别是技术上和精神上的贡献，法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反之亦然。”如今，在法兰西的土地上，依然可以找到历史上两国文明交流互鉴的印记。

　　人间四月，春回京城。在北京故宫博物院，2024中法文化旅游年的“重头戏”——“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已拉开帷幕。该展通过来自故宫博物院和凡尔赛宫等机构的约200件藏品，回顾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这段中法宫廷间交往及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

　　视线转到万里之外的法国。在这场中法联合大展开幕前，记者多次走访位于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这里正是17、18世纪法国的权力中心。在这座昔日王宫中，不经意间便会与中国元素相遇：藏衣间里的景德镇瓷瓶、柜橱上的中国漆器、起居室里的“中国风”茶具、浴室墙上的中国人物浮雕……种种细节诉说着当年弥漫在法国宫廷生活中的中国趣味，更见证了几个世纪前中法文明的相识相融。

　　1688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的传教士使团在紫禁城乾清宫得到康熙皇帝接见，两国宫廷间交往的大门就此开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瓷器、漆器、布匹、丝绸等中国产品经由东印度公司输入法国。

　　彼时的法国，“中国热”渐起。法国王公贵族以收藏、购买中国工艺品为风尚，前有路易十四辗转收购其宰相马扎兰收藏的明代白玉龙耳杯，后有路易十五向中国订购带有国徽金百合纹章的陶瓷餐具。法国匠人则热衷于对中国产品进行“法式改造”，或是将漆器屏风的部件拆下装到西式家具上，以迎合法国人的使用需求，或是为中国瓷器镶嵌上彼时法国盛行的鎏金装饰，以期“锦上添花”。

　　模仿，或是一种致敬的方式。最初，为瓷痴狂的法国人通过生产软瓷来仿制中国瓷器。1753年，法国“官窑”万塞讷御用瓷厂(即后来的塞夫尔御用瓷厂)生产了一款天蓝色潘趣酒碗，后被路易十五购入宫中。碗身的天蓝底色为专门调配，很可能是为模仿当时流行的中国绿松石釉单色瓷。18世纪后期，法国通过来华耶稣会士得以窥见中国制瓷“密码”，并且在本土发现了被称为瓷器“骨骼”的高岭土矿藏，于是法国人开始效仿中国生产硬质瓷。

　　凡尔赛宫文物部负责人玛丽-洛尔·德罗什布吕纳对记者表示，法国人当时着迷于来自中国的一切，久而久之，法国艺术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中国影响，这在装饰艺术中尤为明显。

　　弗朗索瓦·布歇是路易十五的首席宫廷画师，也是18世纪著名的洛可可艺术大师。他不仅热衷收藏中国器物，还根据他人笔下记录的中国，描绘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作品，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路易十六的王后收藏了一组由塞夫尔御用瓷厂制造的白色蛋形“中国风”瓷瓶，瓶身上绘制的中国人饮茶、打牌等日常生活场景正是取材于布歇的作品。这类装饰图案风靡一时，直至法国大革命爆发。

　　此外，从17世纪起，一些到过中国的商旅人士等开始出版配有插图的游记。法国建筑师从画中的中国古迹汲取灵感，曾在凡尔赛宫建起一座“瓷宫”(即大特里亚农宫)，其原型正是南京“瓷塔”——大报恩寺琉璃塔。此外，路易十五的王后玛丽·莱什琴斯卡也为其私人房间“中国人厅”装饰了《南京的集市》等多幅中国风情画。

　　不过，德罗什布吕纳更愿强调历史上中法交流的双向性。“17、18世纪，两国之间存在着真正的相互尊重、彼此欣赏。”她说，耶稣会士凭借天文、地理、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受到清宫重用，担任皇家画师、医生等职位，并为彼时的中国带去钟表等仪器或相关制作技艺。喜爱法国版画工艺的乾隆皇帝还曾向法国订购多幅以“中国皇帝征战”为主题的版画，其中一部分至今留在故宫。德罗什布吕纳笑称，“这可能是最早的中法技术合作”。

　　如今供职于凡尔赛宫的德罗什布吕纳也曾在卢浮宫工作多年，馆藏文物中大量“中骨西皮”的工艺品令她对18世纪前后这段鲜为人知的中法交流史产生好奇。她说，得益于传教士和商旅人士在早期中法交往中发挥的作用，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法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逐渐摆脱马可·波罗所描述的虚幻形象，并对除工艺品以外的中国文学和典籍产生兴趣。

　　实际上，来华传教士与儒家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法国高等实用学院研究主任樊尚·戈萨尔(中文名高万桑)在一篇文章中介绍，创造“Confucius”这一拉丁词并将其引入欧洲的正是耶稣会士；在传教士学者所翻译的文章节选中，与儒家相关的部分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马修告诉记者，所有传教士到中国后了解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孔子是整个中国思想史上最值得尊敬的人”。因此，他们可能是想通过翻译儒家经典，展示中国思想中最珍贵的东西，即“花中之花”。

　　1687年，曾经到过中国的传教士柏应理与恩理格、殷铎泽、鲁日满一同编译的首部拉丁文版书籍《中国哲学家孔子》在法国巴黎出版，书中包括《大学》《中庸》及《论语》的译文，还介绍了《易经》与佛教。

　　2019年3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向中国领导人赠送一份特殊的礼物——《论语导读》。这部首次以法语向欧洲系统介绍中国儒家思想的著作，正是法国东方学家弗朗索瓦·贝尼耶在拉丁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基础上用法语编译而成。但由于贝尼耶于1688年突然去世，他的译作未能在当时印刷出版，只留下几份手抄本。

　　“最有可能的是，贝尼耶注意到儒家著作中有能够启迪君主改善国家治理的内容。”法国国家图书馆下属机构军火库图书馆的馆长奥利维耶·博斯克回答道。自18世纪中叶至今，军火库图书馆一直珍藏着贝尼耶《论语导读》的其中一部手抄本。

　　博斯克进一步解释道，此译本的全名为《孔子或君王之道，包括中国古代皇帝和官员政治统治特有的道德原则》，由此可见该著作的“政治目的”。当时，法国国王的枕边书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推崇“阴险、暴力、狡猾”。因此，博斯克倾向于认为JN体育，贝尼耶的《论语导读》旨在向君主阐明平衡、道德、尊重等价值观，“以便让国王成为更好的国王”。

　　虽然《论语导读》究竟是否到过路易十四手中已不得而知，但这些来自东方的哲学观点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国启蒙时代的学者，其中就包括伏尔泰，他的“中国情结”被后人津津乐道。

　　在其所著《哲学辞典》一书的“论中国”篇章中，伏尔泰称赞中国的儒家思想“令人钦佩”，认为“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需的技艺等方面已臻完美”。18世纪50年代，伏尔泰在其创作的五幕剧《中国孤儿——孔子的伦理学》中，歌颂受到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面对与野蛮时表现的大义凛然与不屈精神。

　　法国作家莱娅·贝西在接受采访时说，18世纪，传教士从中国传回欧洲的孔子理论具有十足的吸引力。伏尔泰肯定儒家思想，是为了批判宗教和法国的权力系统，捍卫普遍主义。因此，他超越现实框架，提出了一个更广泛、更包容的文明愿景。

　　在雷米·马修看来，尽管传教士在向欧洲介绍中国时存在其局限性，比如他们未必准确解读了儒家思想精髓，但仍对欧洲社会产生了切实影响。马修说，正是受到传教士所描述的中国科举制度启发，法国改革了精英选拔制度，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16世纪以后，一些欧洲传教士开始重视并翻译中国经典，这不仅对17、18世纪的新思潮产生影响，也为欧洲的汉学诞生打下基础。19世纪至20世纪初，伴随科学主义精神蓬勃发展，雷慕沙、儒莲、沙畹等初代法国汉学家通过翻译中华典籍、编写汉语语法、推动汉语教学，为法国汉学研究开辟道路，其努力成果的当代“回响”不绝于耳，受其影响成长起来的一代代汉学家持续滋养着后续的中法文化交流。

　　雷米·马修就是这样一位“后来者”。20世纪60年代，马修进入法国东方语言学校(即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前身)学习汉语。后来，经过读博深造的马修进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使他陶醉其中。受到20世纪初期法国汉学家葛兰言的影响，马修对先秦文化产生浓厚兴趣。

　　如今，年逾古稀的马修可谓著作等身。在先秦哲学方面，他独自翻译了道家先哲老子、庄子和列子等人的著作，并与人合译了道家经典《淮南子》。在马修与他人合编的《儒家》一书中，他通过《论语》《孟子》《荀子》《大学》《中庸》《孝经》等经典系统且完整地阐释了儒家思想。

　　在古典文学方面，马修醉心于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喜爱品咂《山海经》中“亦真亦假”的描写或想象。已将《山海经》翻译为法文的马修认为，这本“奇书”一改此前认为中国文学过于现实的态度，其注重想象力的世界观，为六朝时代的奇幻文学奠基，也成为几百年来画家与插画师的灵感之源。

　　在与记者交谈过程中，马修多次提及他身为汉学家的“责任”，即消除西方有关中国文化的“误解”。所谓“误解”，一方面在于几百年间传教士等人对中国文化的某些“误读”及其引发的不实“想象”；另一方面则在于部分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无知”——他们以为这个世界除了欧洲以外，别处不存在真理、知识和信仰。这种姿态正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囿于前人的陈词滥调。

　　马修认为，虽然“误解”由来已久，但这不应该成为它继续存在的理由。近些年，他在潜心研究汉学、翻译中华古籍之余，还写就了一本别出心裁的著作《牡丹之辉》，通过有关中国的历史事实、文化常识、科技成就等多方面阐述中华文明。

　　马修在书中写道：“目睹中国——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的经济、财务实力节节攀升……我们怎能不被牡丹的光芒照得头晕目眩？牡丹的颜色、芳香、富丽象征着中国的芬芳与色彩；牡丹熠熠生辉，照亮全世界的人民，而且首先照亮我们法国人。”

　　此为《牡丹之辉》一书题中之意，亦是马修半生心血所求。“我愿以绵薄之力，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明的开创时期，助力消弭误解，拓宽对华认知。”马修真诚地说。